刘长益
一日，朋友在一起讨论起贼来了。有人说：“如今天下太平，翻墙入室的少了，车上扒手少了，土匪没有了。”立即有人反对说：“不对，如今小贼少了，大贼多了，中纪委查了那么多贪官，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亿，你看特朗普抢了中国原油就是800万桶，形形色色的贼多着。”讨论的深入，所指的“贼”早已超越了窃钩者的范畴，穿透历史，演变为一种关于权力、规则与文明本质的深刻隐喻。从暗处的扒手到明处的掠夺，贼的形态变化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人类文明进程中光明与阴影的复杂共生。
一、历史之“贼”：从生存反抗到规则破坏
1. 古代之贼：生存与反抗
盗跖(春秋时期)被儒家典籍描绘为大盗，但其“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更像是底层民众对不公社会的暴力反抗。庄子借盗跖之口质疑：“圣人生而大盗起”，暗示了社会规则本身可能孕育着不义。
罗马时期的“拾穗权”：贫民收割后捡拾田间余穗本为古老习惯，但当土地被大规模兼并，这生存之举便被法律定为“盗窃”。贼的定义权掌握在所有者手中。
2. 文明之贼：规则的建立与异化
所有文明均通过产权制度界定“合法拥有”与“非法窃取”。但历史上，法律常常成为将暴力掠夺成果合法化的工具——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的土地分配，本质上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系统性“合法化盗窃”。
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者：西班牙人在美洲以“发现”之名掠夺黄金，当地土著若反抗则成“贼”;而英国海盗(如德雷克)劫掠西班牙船队回国却被封爵。贼与英雄的界限，常取决于谁书写历史、谁制定海洋法。
二、现代“大贼”：制度化的无形掠夺
你敏锐观察到的“小贼少，大贼多”，正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盗窃行为从个体暴力转向系统化、合法化的隐形形态。
1. 金融之贼
2008年次贷危机：华尔街将高风险贷款包装成AAA级债券出售，本质是对未来风险的盗窃。金融危机后普通纳税人承担损失，而设计这些金融产品的机构却“大而不能倒”。这种盗窃不破门不入室，却掏空无数人的养老金与家园。
2. 数据与注意力之贼
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成瘾算法无偿占有用户时间(注意力经济)，再将此打包卖给广告商。你的行为数据、情感倾向、社交关系被持续采集、分析、商品化——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却无人报警的“盗窃”。
3. 制度性掠夺
专利陷阱：某些制药公司对救命药专利的极致运用，将生产成本极低的药物定价数千美元，实为对生命权的制度化盗窃。
资源殖民：一些跨国企业通过不对称条约，以极低价格长期控制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其利润远超旧殖民时代的赤裸掠夺，却披着“投资与就业”的外衣。
三、贼与文明的共生悖论
1. 文明催生新“贼”，也定义“贼”
农业革命产生剩余财富，于是有了偷盗剩余财富的贼;金融革命产生虚拟资本，于是有了操纵资本的贼。每一种文明进步都创造出新的价值形式，也必然催生盗窃这种价值的新手段。
2. “大贼”往往是旧规则的颠覆者与新规则的建立者
威尼斯商人通过复杂的汇票系统规避中世纪教会禁止高利贷的规定，在当时是“金融之贼”，却推动了现代银行制度。
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的早期参与者中，既有打破金融垄断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利用监管空白收割财富的“新型大盗”。创新与越界的界限常常模糊。
3. 最深刻的盗窃：对时间与未来的窃取
当代最大的“贼”或许不是盗取物质，而是盗取可能性：气候变化源于对子孙后代环境容量的透支;巨额债务将未来数十年的社会财富预先抵押;算法推荐茧房窃取了人类接触多元思想的机会——这些都不在传统刑法范畴，却是文明层面的慢性盗窃。
四、反思：我们时代的“防盗系统”何在?
1. 法律的滞后：当前法律体系能惩戒偷手机的贼，却难以制裁掏空退休金的“合法”金融工程。
2. 道德的稀释：当盗窃行为被公司化、抽象化(“优化资源配置”“最大化股东价值”)，个人道德负罪感便消散于集体决策之中。
3. 文明的抉择：我们开始需要追问——一个能发明出“衍生品盗窃”“数据盗窃”“气候盗窃”的文明，是否也需要发明出相应的正义观念与制衡制度?
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到盗取天机的人工智能，人类的故事始终缠绕着“逾越界限获取所需”的母题。今天，真正的“防盗”或许不在于更多监控，而在于重建一种能识别并约束“穿着西装的窃国者”的集体智慧。当盗窃的形式升维，我们的正义观念与制度，是否跟上了这隐蔽却更彻底的掠夺?这或许是这个物质丰盛时代最严峻的文明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