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益
1989年12月，洞口乡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那年的风裹着寒意，吹过乡政府简陋的院子。文化辅导员宁照杰站在我办公室门口，搓着手，有些局促地递上一份申请。他要搞一场文艺活动，向乡里要4.8万元。方案编得很细，每笔钱都写得清清楚楚——租服装、请指导老师、开餐，置办道具。
那时我任乡党委书记。乡里穷，每年预算都紧巴巴的。可看着那份工工整整的方案，我想，挤挤总还是可以的。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
宁照杰抬起头，眼神里有些忐忑。
“剧本要自己写，演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他愣住了，半晌才说：“这……太难了。”
我笑了。“把洞口中学的语文老师叫上，我带头写。一周交卷。”
他咬咬牙：“行，每写一个作品，发100元。”
那时候100元不算少，可比起4.8万元的总预算，真不算什么。我知道，他是答应了，心里头却还是没底。
当天晚上，我摊开稿纸，花生米大的字写了又划掉，划掉又重写。窗外寒风呼啸，屋里煤油灯昏黄地跳着。我写到半夜，写了《兄妹植树》的小戏剧——一个关于兄妹俩响应号召上山种树的故事，里头有拌嘴，有和解，也有那一代人对土地最朴素的期待。
三天，我交了稿。
宁照杰拿到稿子时，眼睛亮了一下。一周后，六个剧本齐了，有写脱贫致富的，有写邻里互助的，还有写计划生育的。从县文化馆又拿了两个现成的剧本，配上独唱和集体舞，一台节目就定了下来。
演员从各村文艺爱好者中选。消息传出去，来报名的人比预想的多得多。有个老农不会唱歌跳舞，愣是扛着锄头来找我，说：“书记，我种了一辈子地，能不能上台演个农民?”
我说能。他笑了，笑得皱纹都挤在了一起。
请来县文化馆的老师，排练了一个月。白天干活，晚上排戏。乡政府大院彻夜亮着灯，歌声、笑声、锣鼓声，把寒冷的冬夜搅得热气腾腾。
彩排那天，乡大会场人山人海。正式演出那天，更是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窗户上趴着人，门框上挂着人，连舞台两侧都站满了。演出快结束时，我在台上讲了几句话，说洞口中学要改建，缺钱，能不能请大家帮帮忙。
话音刚落，台下就有人喊：“我捐50!”
“我捐100!”
“我家虽然穷，也捐20!”
那一刻，我站在台上，嗓子眼儿发紧。一个闭塞的山乡，一群并不富裕的人，却在那个寒夜里掏出了最滚烫的心意。
那天晚上，共捐得8万元。比申请的钱多了将近一倍。
后来，县文化局把《兄妹植树》评为优秀剧目，发了证书。再后来，这出戏参加了县里的调演，还去了湘西南九县联演。
多年以后，我早已不在洞口乡工作。可每到过年，我总会想起那场春晚。没有央视的流光溢彩，没有明星大腕，只有最质朴的舞台、最熟悉的脸庞，和山乡人自己写的故事。
我一直记得宁照杰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样子，记得那个老农扛着锄头说要上台的认真劲儿，记得捐款时台下此起彼伏的喊声。
那场春晚，真的很小。可在我的记忆里，它比什么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