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翊伦
父亲生于1962年，如今鬓角已染霜华，只是那双眼睛里的光，还藏着岁月磨不去的执拗与温热。今年于他而言颇为不顺，抗癌的征程磨人，可每当我望着他依旧挺直的脊背，便会想起那些散落在邵阳街巷、印刷车间与书桌前的日子，想起这个如老牛般扎实的男人，如何用三十余年光阴，为家撑起一片安稳的天。
父亲与邵阳日报社的缘分，一结便是三十一年。1991年入职，2022年退休。三十一年前，他还是个眉眼清俊的青年，怀揣着对文字与纸张的敬畏，走进了报社的印刷车间。别人嫌夜班辛苦，他却甘之如饴，日日与轰鸣的机器为伴，在油墨与纸张的气息里，送走一个个深夜，迎来一次次黎明。印刷车间的灯光总是格外明亮，照亮他俯身检修机器的身影，也照亮他额角的汗珠。他本就不是个圆滑的人，不懂阿谀奉承，更不屑于投机取巧，只会凭着一股子认真劲儿埋头做事。车间里遇事，他从不敷衍多言，只盯着问题本身。机器出了故障，旁人手足无措时，他会蹲在地上，指尖顺着齿轮纹路一点点摸索，眉头紧锁着琢磨大半天;报纸印刷有了偏差，哪怕只是极小的字迹模糊，他也会逐页逐版核对，哪怕熬到天亮，也要确保每一份报纸都精准无误地送达读者手中。同事们都说他“霸得蛮”，这份 “蛮”，是对职责的较真，是对工作的赤诚。
他就这般三十一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青春。我总记得小时候，凌晨三点多醒来还能看到家里亮着一盏灯，那是父亲下班前回家的信号，他的衣服上永远带着淡淡的油墨香，那是属于他的，最踏实、最让人安心的味道。
父亲的任劳任怨，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印刷车间的活计从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每一项都裹着看不见的风险与艰辛——裁纸刀锋利如霜刃，寒光凛凛悬在操作台上方，每一刀都要对准毫米级的标线，眼神稍偏，指尖便可能被划开深可见骨的口子，甚至落下终身残疾;那些码得像山似的纸捆，每捆足有五六十斤重，卸货时弯腰扛起，稳稳架在肩头，装纸时踮脚托举，将整捆纸精准送进机器进料口，全凭一身实打实的蛮力与稳扎稳打的巧劲。
新千年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邵阳日报社的日报加印、晚报增刊，忙得不歇气。那时我刚读小学，偶尔会跟着父亲去车间，看他印报纸。机器轰鸣震耳欲聋，他弓着腰守在操作台旁，眼神专注得像钉在了纸面上，连我悄悄凑到身边都未曾察觉。整夜的忙碌里，他很少说话，只偶尔抬手擦拭额角的汗，或是俯身调整机器的轮轴，直到天快亮时，第一叠印好的报纸带着油墨的温热被整齐码起，窗外恰好传来一声鸡鸣，他才直起身，抬手捶了捶酸胀的腰，低头望着那些字迹清晰、版面齐整的报纸，眼底悄悄漫起一层柔和的光——那是属于报业人的欣慰，是藏在沉默里的坚守与信念。
那时候，父亲上完通宵夜班，白天常常连轴转接着劳作，是车间里公认的“大力士”。每当成捆的纸张到货，每捆足有五六十斤重，他总第一个冲上去，弓着腰稳稳扛起纸捆便走，脚步稳健如铁塔，汗水顺着额角淌下，浸透那件深绿色的工装冲锋衣，后背洇出深浅不一的痕迹。这件工装犹如他的战袍，一穿便是二十多个春秋，而他的手臂、肩膀上，也终年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磕碰与淤青，却从不见他喊疼。后来奶奶悄悄告诉我，那些年他为了攒足力气干活，每顿饭都要特意多吃两碗白米饭，哪怕菜色简单，也吃得干干净净，只为能多扛几捆纸、多帮同事搭把手，不耽误报纸的印刷与发行。
后来又过了些年月，报社的印刷厂迁到了十公里外的新城。这些年邵阳变得真快，曾经宽敞的马路渐渐拥堵起来，汽车尾气弥漫在街巷，身边的同事、邻里陆续开上了小轿车，风里来雨里去都有遮护。可父亲依旧骑着那辆陪伴了他多年的老旧电动车，日日往返于家和新厂区之间。我的母亲走得早，他与吴姨组建了新家庭，一个人扛起了养家的重担，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新家庭、也用在了我的身上，一辈子勤勤恳恳，却连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都未曾拥有过。他总说“这么点路，车有什么好买的”“驾照不想考、考不动”，可我知道他有所向往。父亲的电动车骑得很稳，哪怕在拥堵的车流里，也总能稳稳当当避开往来车辆，车把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灵性，载着他穿越市井烟火，也载着他对家的责任。
邵阳的冬天来得早，寒风像刀子似地刮人，深夜的马路空旷寂静，路灯在风里微微摇晃，结着薄霜的路面泛着清冷的光。父亲在冲锋衣里加了打底衫，用防风罩把电动车裹得更严实些，迎着刺骨的冷风前行，电动车的车轮碾过霜痕，留下两道浅浅的、转瞬即逝的轨迹。凌晨下班归来时，天还未亮，整个城市尚在沉睡，他见过路灯熄灭前最后一抹昏黄的光晕，见过晨雾中渐渐苏醒的街道，见过那些藏在黎明前、未被旁人察觉的邵阳模样。而每当我在外奔波，告知他要回邵阳时，他总会提前很久就赶到车站等候，生怕我多花了打车的钱，执意要骑电动车接我。我便乖乖坐在他身后，双手轻轻环住他的腰。他的后背不算宽阔，甚至因为常年劳作有些微微佝偻，却格外安稳厚实，像一座可以依靠的山，把所有寒风都挡在了身前。耳边只有电动车的嗡鸣，夹杂着他偶尔低声的叮嘱，“坐稳了”“慢点开不着急”。
那一刻，所有的奔波疲惫都烟消云散，心里满是踏实的温暖。这种感觉熟悉得让人心安，仿佛跨越了岁月的阻隔，似曾相识——好像在前世，他也这样稳稳地载着我，穿越人间烟火，走过风雨历程，这份血脉相连的羁绊，早已刻进了彼此的生命里。
想来，父亲对生活的热忱与坚守，从不是单一的模样。他能在寒风中扛住奔波的艰辛，也能在书桌前守住内心的丰盈。他总自谦“没读多少书”，可谁能想到，作为报社里最早接触报纸的人，三十一年里，他日日在机器轰鸣中，先于全城读者翻阅每一个版面，那些新闻、评论、副刊文章，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了他的见识与墨水。他确实偏爱新闻、通俗文学，也特别喜欢刷手机上的帖子，曾经的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玩得比我熟练多了。只是他不善言辞，表达时总有些笨拙，可一旦落笔写作，文笔却格外朴实无华，字字句句都透着简练的生活真味。家里的书架不算大，却被他打理得整整齐齐，从《唐诗宋词选》到《史记》节选，从散文合集到历史传记，每本书都有翻阅的痕迹。
父亲过去爱看历史类电视剧，在看《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时，遇到与书本不符的情节，他会较真地翻出典籍核对，嘴里念叨着 “历史可不是这样”。这份对文字的敬畏、对知识的较真，恰如他在寒风中奔波的坚韧，一脉相承。近年来的历史电视剧只是穿着古装的情景剧，对历史改动太多，他就不爱看了。这份较真，也藏在他对我的教育里。他格外重视读书，对我向来严厉。小时候我贪玩，躲在网吧玩游戏，被他硬生生揪了出来。他没有打骂，只是脸色铁青地把我拉回家，声音沙哑地说：“爸没本事，一辈子守着机器，可你不一样，读书是你唯一的出路，不能这么荒废自己。”那天晚上，我自觉抄了《劝学》，一遍又一遍，抄到深夜。我趴在桌上写写画画，他就坐在一旁说出了我这辈子铭记一生的话：“只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这世上没有比现在更早的时间了，今天过了就再也回不来。”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还会记一辈子，后来每次遇到懈怠退缩时，总会想起那个深夜，台灯下父亲沉静的眼神与那句朴实却掷地有声的叮嘱。
他不仅对我严苛，对自己更是守诺如金，说到做到。小时候我心心念念想要一套精装的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缠着他撒娇，他笑着答应：“等爸发了工资就给你买。”我本以为是随口的允诺，没想到月末那天，他下班回来，顶着凛冽的寒风，送给我一套崭新的书，递到我手里，书本还带着他身上的体温，那是我童年最珍贵的惊喜。母亲在1998年病逝，为了治病，家里欠了亲朋好友五万多元医药费。那时候工资不高，他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硬生生凭着一股韧劲，在两年内还清了所有欠款。母亲走了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里，他从未落下一次祭奠。每年清明节，他总会早早起床，备好纸钱、香烛，前往坟前看看。他烧的纸钱总比别人多些，蹲在坟前，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不说太多话，总是眉头紧锁若有所思，看袅袅青烟升起。他从不是个善于言辞的人，没有华丽的表达，也没有浪漫的仪式，可这份对承诺的坚守、对亡妻的惦念、对家庭的责任，便是他最深情的浪漫。
原以为父亲的世界，只有车间的机器轰鸣与对家庭的默默担当，却没曾想，这个沉稳踏实的男人，还是一个会做创意手工的人，有一颗细腻的心。最让我难忘的，是他亲手做的西瓜灯。那天是1997年7月1日，他下班回来，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不是切开分给我们吃，而是拿着小刀，小心翼翼地在瓜皮上雕刻。他先用笔画出图案，再一点点挖空瓜瓤，刻出镂空的花纹，还有文字“庆祝香港回归”，最后在里面放上一根白蜡烛。夜幕降临时，西瓜灯被点亮，暖黄的光透过精致的花纹与字样洒出来，映得整个报社的院子都温馨极了，好多人投来好奇和赞许的目光。我围着西瓜灯蹦蹦跳跳，父亲站在一旁，眼里满是笑意。那盏西瓜灯，是我童年珍贵的回忆，也让我看到了父亲不苟言笑外表下的柔软与匠心。
2003年之后，父亲和吴姨重组了新家庭，有了新的生活，我便住在奶奶家，后来又开始寄宿，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渐渐少了。可即便生活交集变少，他对我的抚养与牵挂从未间断，一路供我读完大学，从未让我在生活费、学费上操过半点心。他总想兼顾好两边，对我依旧事事上心，这份不偏不倚的疼爱，却难免让吴姨偶尔觉得有所偏袒。那时候我年纪小，心思单纯，没能体会到他夹在中间的为难，有时还会因为些许小事心生委屈，总说他“重男轻女”，全然不懂他想在新家庭与我之间寻得平衡的艰难。他就那样两头牵挂、两头调停，常常为这些家庭琐碎郁结于心，却从未在我面前抱怨过半句。如今想来，满心都是自责，如果当时能多一份体谅与懂事，他或许就能少些烦恼与压力。
父亲其实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他对弟弟倾注的心血与期望，一如曾经对我那般，全是源于他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心。弟弟也格外争气，自小懂事刻苦，学习从不用人催促，最终考上了211大学实验班。今年他已是大四，孝顺得让人动容 —— 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他当即说要 “捐肝”，被父亲第一时间制止;随后便向学校申请暂停实习，连夜赶回老家守在病床前，端茶送水、悉心照料，事事亲力亲为。
我心里何尝不惦记父亲，最近回去探望时提出辞职照料他的想法。可父亲坚决不肯，说我既然没学过护理，辞职反而会让他多一份对我失业的焦虑，倒不如让我安心工作，他心里更踏实。看着弟弟能日夜守在身边分担，我既欣慰又难免愧疚，总觉得自己能做的，似乎只有遥远的牵挂与偶尔的陪伴，比不上他能及时为父亲纾解病痛。但我知道，父亲从未计较过这些，他从不要求我们为他放弃什么，只要看着子女都能好好生活、彼此惦记，便已满心安慰。
父亲这一生，都在为家庭默默奉献，却对自己格外“吝啬”。他不打牌不喝酒，没有社交两点一线，他不舍得为自己买新衣服，衣柜里的几件外套洗得发白还在穿;不舍得出去吃一顿大餐，总说家里的饭菜做得比外面干净多了;更不舍得我乱花钱，每次我想买零食、买电子产品，他都会耐心教导我要勤俭节约，可当我需要学费、需要生活用品时，他却从不犹豫，总是尽力给我一些。每个月给吴姨交了家用，仅给自己留点烟钱。我长大后工作了，想给他买些补品，他却连连摆手：“我身体好得很，不用花这些冤枉钱，你自己存着，以后用得上。”他的节俭，不是抠门，而是把所有的爱与资源，都倾注在了这个家上。
父亲的身体早有预警，以前身上时不时长些疙瘩，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只当是寻常炎症，吊两瓶水便罢。直到今年八月，他瘦得脱了相，去邵阳医专检查，疑似肝癌晚期，医生说只剩三个月寿命，我们才惊出一身冷汗。后来辗转长沙做介入治疗，癌细胞增长得到遏制，可我们总揪着心，怕药物产生抗药性。父亲说，每次治疗都痛得厉害，他终于学着把难受说出口，不再像从前那样硬扛。可看我们老是哭哭啼啼、愁眉不展，他反过来安慰：“人这辈子，总有要走的路，生老病死本就是自然规律，你们别太难过，我自己看得开。” 只是他节俭的老习惯终究改不了，生怕拖累家人，有时吃的药，也要特意网购领券才肯下单。
近三年，父亲总算是退休有了时间，他会跨越数百公里来广州陪我过年。躲开了邵阳凛冽的寒冬，这座南方城市的暖冬里，我们不光围坐在小小的餐桌旁吃年夜饭，还会挤在熙攘的人潮里逛花市。姹紫嫣红的年花摆满街巷，红彤彤的灯笼一串串挂着，我给父亲做向导，一路上听他絮絮叨叨讲往事，眼角眉梢都漾着细碎的满足。我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绵长下去，岁岁年年，不曾想今年，约好的云南之行终究是落空了。
我曾无数次听他说起弥勒，说那里有漫山遍野的万寿菊，秋日里开得像打翻了的金色染料;说甸溪河的水清清浅浅，绕着城郭缓缓流淌;说东风韵的红砖建筑，在蓝天白云下如诗如画。他念叨了许久，说从前总忙着上班、忙着养家，陪我的日子太少，等我转行当了老师，有了完整的寒假，一定要带我去弥勒走走，补回那些错过的时光。
那时候我只当是寻常的期许，满口应着好，却没细想，前几年他特意捱过春运的拥挤，来广州陪我过年，或许早已不是单纯的团圆。他可能那时就察觉了身体的不适，身边也有一些猝然离世的亲人、同事，才格外珍惜和我相伴的每一寸光阴，只是我迟钝，竟从未察觉。如今回头看，那些暖冬夜里的闲话家常，悉数是他没说出口的惦念。
也是在那些闲聊的夜里，我才读懂了父亲心里埋藏的那份不为人知的不甘。他本是个有思想、有才华的人，也曾揣着远大抱负，只是性子犟得像块顽石，说话直来直去，不懂迂回变通，自然不讨领导待见。在报社的三十多年里，他错过了不少机会，终究只是印刷车间里的一名工人，没能让胸中的才思得以舒展。
有一回，晚饭后他照常翻阅媒体的公众号推文，忽然沉默良久，感慨道：“爸这辈子，总觉得还有些事没做成。”那一刻，他眼里惯有的光黯淡了下去，满是怀才不遇的怅然，眼眶悄悄泛红。我望着他，心里五味杂陈。忽然就想起他曾经伟岸坚实的臂膀——那是能轻松扛起几十斤纸捆、能为整个家庭遮风挡雨的依靠。可如今，这双手连提一袋水果都要微微佝偻着背，手臂轻轻颤抖，脸上透着难掩的吃力。我猛然惊醒：那些年，他正是用这双臂膀，把大半力气、大半青春，都默默奉献给了报社的印刷车间，奉献给了那些带着油墨香的报纸，更奉献给了我们安稳无忧的日子。这份奉献，早已把他的锋芒与抱负，悄悄磨进了柴米油盐的琐碎里。
如今，父亲还在抗癌的道路上坚持着。他依旧乐观，依旧会叮嘱我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精神好的时候，还会翻着手机刷会儿短剧，偶尔瞥见屏幕里的片段，会像当年看报纸那样，轻轻念叨一句“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写”。我知道，这个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爱家庭、有思想、有韧性的男人，心里那盏灯从未熄灭——就像当年印刷车间彻夜明亮的灯光，就像他亲手刻的西瓜灯，暖而坚定，不会轻易被风雨吹灭。
作者简介：孙翊伦 电话15526485473(微信同号)联系地址：东莞市大岭山镇南华学校 邮编：523810 孙翊伦，1989年生，湖南邵阳人，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历任记者、主编，以撰稿为业，现任中学教师。创作风格历经转变，早年偏爱文学性语言，修饰繁复;而今崇尚白描手法，以平淡朴实的笔触叙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