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不知怎的，又听见了那首歌。不是用耳朵，是用心里某个生了薄茧的角落听见的。毛宁的声音，隔着三十年的苍茫江水，又清清润润地淌过来，带着资江上永远散不尽的、濡湿的雾气。“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一句还没听完，眼眶竟先潮了。我知道，是鹅洋池的水，又漫上来了。
那是一九九三年。成家后的我，被生活从新化白溪的山坳里，“压”到了益阳资阳区这条名叫“三宝甲里”的巷子。巷子窄，却深，深得像一条时间的褶皱。两旁的木板房挨挨挤挤，檐角碰着檐角，漏下的天光便成了吝啬的一线。这里住着的，十有八九是新化同乡。他们的祖父，或者更早，就在这条资江上，把身子弯成一张弓，将纤绳勒进古铜色的肩胛，一步一叩首，拉着沉重的木板船，逆着命运的流水前行。到了他们父亲这一辈，或许仍在江上，或许就在岸边的船舶厂里，将厚重的木材刨成光滑的弧线，造出新的船，也造出新的、同样沉重的日子。空气里永远浮着一层老木头、桐油和江水腥气混合的味道，那是祖辈汗血蒸腾后，沉淀下来的、我们新化人独有的胎记。
我的慰藉，是巷口那三口鹅洋池。池水是绿的，一种沉静的、含着些墨色的绿，像一块年代久远的玉。池边有歪脖子柳树，柳丝长长地垂到水面上，风一来，便划出些细密的、无声的纹路。我下班回来，常爱在池边走走。看妇人捶打衣裳，看孩童用自制的网兜捞些细小的鱼虾，看天光云影，慢条斯理地在池心徘徊。那时池有三口，像是大地的三只眼睛，静静地望着这一隅的悲欢。听说如今，只剩一只了。另外两只，大概是被高楼、被马路、被某种名叫“发展”的渴睡，给轻轻合上了吧。
我的生计在对岸。每天天蒙蒙亮，我便要赶到渡口，搭那艘老旧的机动船，去桃花仑的大众瓷厂。船主是个寡言的中年人，脸庞被江风吹成酱褐色，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他的船上，有一台用旧了的收录机，外面用木板钉了个简陋的匣子保护着。船一离岸，机器便“咔哒”一声响，随即，毛宁那把清亮又带着些许惘然的声音，便如水汽一般，弥漫开来：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歌声混着柴油机“突突”的闷响，混着船舷推开江水的哗啦声，混着早起乘客带着倦意的低语，竟奇异地和谐。它成了那段航程不变的背景，成了我那些清晨与黄昏里，最清晰的注脚。船行得慢，你可以看清浊黄的资江水如何缓缓东流，看见对岸那条光秃秃的土火车路，蛇一样伏在矮坡下;看见更大的那个船舶厂，半成品的船体黑黝黝地蹲在滩涂上，像个沉默的巨兽。瓷厂就在那一片之后，几座圆滚滚的窑炉，几排矮平的厂房，便是它全部的面目了。我在那里，用年轻的力气，换取微薄的工钱，在泥坯与窑火之间，安放我无所适从的青春。
歌声却总能穿透这些。尤其是黄昏回程时，夕阳把整个江面染成熔金的河，渡船便像滑行在一匹无边无际的、颤动的绸缎上。这时，“涛声依旧”的调子响起，那“月落乌啼”、“渔火”、“钟声”的意象，于我这般一个异乡的打工者，竟也生出些渺远的、诗意的共鸣来。那歌里的愁，是文雅的，是隔着江枫渔火的;而我的怅惘，是具体的，是浸着汗水和思念的。可它们就在这资江的晚风里，奇特地交融了。船主总是面无表情地掌着舵，目光投向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仿佛他运送的不是一船疲惫的归人，而是一船载不动的、暮色里的歌声。
后来，如所有寻常的故事一样，我离开了。离开了三宝甲，离开了鹅洋池，离开了那艘“突突”作响的渡船和总在黄昏响起的歌。我汇入更庞大的人海，在生活的其他河道里沉浮。大众瓷厂早没了声息，听说原址上长出了崭新的楼盘;那渡口想必也早已废弃，因为江上架起了更多、更雄浑的桥。毛宁也成了旧磁带里的人物，他的歌声被封存在一个叫作“九十年代”的琥珀之中。
只是，在无数个如同今晚这样，被突如其来的寂静惊醒的深夜，那水声，那桨声，那歌声，便会毫无征兆地漫上来。我忽然很想再回到鹅洋池边去走一走，看看那仅存的一口池水，是否还认得我这个当年的游子;想问问那沉静的绿，是否还记得，一个青年曾将他的孤单与憧憬，都悄悄说给过它的三位姊妹听。
涛声，或许会依旧。只是那夜泊的客船，早已载着一段永不褪色的青春，驶入了生命里最深沉、最宁静的港湾。
作者：彭剑峰 (网络媒体人 娄底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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