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卫东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了一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这位被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袁大胡子”，就是他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袁吉六。从1913年春到1918年暑期，袁吉六教授毛泽东国文长达五年半之久。那么，这位“袁大胡子”，究竟教了毛泽东什么?
一、教他“务本”：不盲目跟风，先打好根基
1913年春，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让袁吉六大为赞赏，他评价这位新生“堪称奇才”。
然而，正式上课后，师生之间却爆发了一场“文风之争”。
彼时的青年毛泽东，最崇拜梁启超，刻意模仿其“新文体”。这种文章气势奔放、半文半白，在当时很受欢迎。毛泽东写起来得心应手，同学们也纷纷叫好。可袁吉六不认可。
他直言批评毛泽东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说梁启超的文章“半通不通”。有一回，毛泽东在作文题目下注明了日期，袁吉六认为不合古文规范，强令他重抄。毛泽东不从，袁竟将稿纸撕去，两人为此闹到校长那里。
这看似“苛求”的背后，是袁吉六的教学理念：写文章不能盲目跟风，要先打好根基。他反复对学生说：“作文之道，首应务本。”
什么叫“务本”?就是先要把古文的基本功练扎实，把字、词、句、篇的规矩搞清楚，再去谈创新。否则，写得再热闹，也是“半通不通”。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语气里带着感激。他明白了，袁吉六不是在刁难他，而是在帮他“正本清源”。
二、教他“取法乎上”：要学就学最好的
批评归批评，袁吉六更重要的，是给毛泽东指了一条明路。
他告诉毛泽东：不要学梁启超，要去学韩愈。
韩愈是谁?唐宋八大家之首，古文运动的领袖，文章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袁吉六看来，这才是值得效法的“最高标准”。他常对学生说一句话：“文章妙来无过熟。”意思是，好文章是练出来的，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毛泽东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他专程跑到长沙玉泉街旧书店，买来一部《韩昌黎全集》。因为版本廉价，书中错讹甚多，他又借来袁吉六亲手圈点批注的善本，逐页逐字校勘、修补。前后花了几个月功夫，竟将一部破书补成了“善本”。
从此，他日夕研读韩文。除了一些无意义的墓志铭、感伤诗，其余篇目一篇一篇精读，圈点满纸，批注满篇。韩愈文章的章法、气势、用词，一点点被他吸收、消化。
袁吉六教的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要学，就跟最好的人学。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如果一开始就学二流的东西，永远成不了一流。
三、教他“不动笔墨不看书”
在袁吉六的指导下，毛泽东养成了一辈子受用的读书习惯——“不动笔墨不看书”。
现存于韶山纪念馆的《讲堂录》，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本笔记共四十七页、一万余字，是毛泽东1913年至1914年听袁吉六讲课时所作的记录。内容涉及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以及诸多治学为人之道。
这本笔记上记下了袁吉六的很多教课内容，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现其诗，即于其题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都是毛泽东一笔一画记下来的。
袁吉六教学生读书，不光要读懂，还要读出自己的思考。他在课堂上常说，读书不记笔记，等于白读。毛泽东把这个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后来他读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论理学原理》，全书不过十来万字，他在书的天头地脚写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读历史书，更是圈点满纸，批注满篇。
这个习惯，就是从袁吉六那里学来的。
四、教他写“有骨头”的文章
经过几年刻苦训练，毛泽东的古文水平突飞猛进。袁吉六对他的进步极为赞赏，常在毛泽东的作文后批注“孔融笔意”“昌黎手法”等评语，并将优秀作文贴在学校事务室对面走廊上，批给同学们“传观”。
什么是“孔融笔意”?孔融的文章，雄辩有力，锋芒毕露，有一股子“硬气”。什么是“昌黎手法”?韩愈的文章，气势磅礴，逻辑严密，有一股子“骨力”。袁吉六希望毛泽东写的，就是这种“有骨头”的文章——不软绵绵、不拖泥带水，言之有物、掷地有声。
这种训练的影响，在毛泽东后来的著述中清晰可见。
《新民主主义论》里那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直接化用韩愈《原道》中的名句;《反对党八股》里那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取自韩愈《送穷文》对“穷鬼”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文章那种大开大合的气势、层层推进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表达，都与韩愈古文一脉相承。
可以说，袁吉六教给毛泽东的，不只是怎么写古文，更是怎么用文字去说服人、打动人、影响人。
五、教他“做人要有风骨”
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仅在学业上，更在为人处世上。
1915年上半年，一师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建议增收学杂费，引发学生罢课。毛泽东起草了“驱张宣言”，张干恼羞成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闹事”学生。
关键时刻，袁吉六站了出来。他不因张干是邵阳老乡而偏袒，反而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毛泽东：“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他联合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师据理力争，甚至以辞职相抗，最终迫使张干收回成命。
这次“患难之交”，让毛泽东对袁吉六更加敬重。他看到的，是一个有骨气的老师——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认准的事情，就坚持到底。
袁吉六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课，是“做人要有风骨”。这一点，毛泽东记了一辈子。
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章士钊、郭沫若、周世钊等人。席间忆及袁吉六，章士钊慨言“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道“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笑着摆手：“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这段佳话，后来化作袁吉六墓前的石柱联：“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
从1913年到1918年，五年半的师生情谊，袁吉六教给毛泽东的，不仅仅是写文章的技巧，更是一整套读书治学的方法，以及做人的风骨与担当。毛泽东说“多亏袁大胡子”，这句话的分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
(注：此文有关史料参考网上有关资料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一书，作者尹高潮，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