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的英格兰，农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诡异的一个年份。这一年，春天来得异常迟缓，五月仍有霜冻，六月降雪，七月和八月，湖面结冰。庄稼在田里冻死，牲畜无草可食，鸟雀成群冻毙于路边。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同样陷入混乱，法德两国的葡萄园在夏天被冰雹摧毁，英国的谷物价格飞涨，爱尔兰的土豆作物几乎绝收。这一年后来被称为“无夏之年”，而它的冬天，即1816年至1817年的冬天，更是漫长而严酷，成为无数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噩梦。
“无夏之年”的成因已被气候学家解开，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的剧烈喷发将大量火山灰送入平流层，遮蔽了阳光，导致全球气温下降。但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而言，这场灾难没有解释的意义，只有后果需要承担。母亲们把最后的粮食留给最小的孩子，老人们把柴火省下来给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还有未来。历史学家记录下了这一切，但这记录是冷静的，它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却很难告诉我们那些冬天里的人们如何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以另一种方式介入了。
同样是在1816年的夏天，瑞士日内瓦湖畔，一群英国知识分子因恶劣天气被困在别墅中。他们围坐在火炉边读鬼故事，其中，玛丽·雪莱构思了《弗兰肯斯坦》。这部长篇小说最终在1818年出版，核心是一个关于创造与毁灭的寓言，窗外是冰冷的雨和灰暗的天。没有夏天的一年，催生了一部关于人类极限的文学作品。
当现实中的冬天摧毁庄稼、夺走生命时，文学中的冬天却在催生创造。1816年既是一个恐怖的年份，也是一个文学诞生的年份，人类在现实中畏惧冬天，却在文学中歌颂冬天。
要理解文学对冬天的歌颂，首先必须理解冬天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寒冷本身是一种威胁。人类来自非洲，来自那片从未下过雪的土地。我们的皮肤没有浓密的毛发覆盖，我们的四肢适合奔跑而非在冰面上行走，我们的身体需要持续的热量却无法在寒冷中自行产生足够的温暖。在春天出生的孩子，如果能够活过第一个冬天，他的生存概率就会大幅提升。如果活不过，他会在族群的记忆中留下一个短暂的名字，然后被遗忘在冻土之下。人类不过也是一种热带动物，被抛到了一个有冬天的星球上。
农业出现之后，冬天变得更加复杂了。定居的人类守在固定的土地上，等待着季节的轮回。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秋天储存足够的粮食来度过整个冬天。如果收成不好，如果储存的食物被老鼠偷走，如果冬天的寒冷超出了预期，整个村庄就会面临饥荒。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在入冬之前会宰杀大部分牲畜，因为他们养不起这些动物。肉被腌起来，挂在房梁上，孩子们每天看着那些肉，数着剩下的天数，等待春天的到来。如果春天来得晚，那些肉会在春天到来之前吃完。然后，人们开始吃树皮，吃草根，吃一切能够填进嘴里的东西。
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小冰期让欧洲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严酷的冬天。170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河流全面结冰，庄稼冻死在地里，饿殍遍野。那些在春天播种希望的人们，在冬天收获的却是死亡。1816年的“无夏之年”更加残酷，夏天消失了，冬天延长了，整个北半球在饥荒中挣扎。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在寒冷中缓慢地熄灭。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文学则开始歌唱冬天。
“雪落在田野上，像一层轻柔的羊毛。”(维吉尔《农事诗》)，这是一个极其精确的比喻，因为羊毛是温暖的，而雪是寒冷的。把雪比作羊毛，恰恰是对立面的融合，在最冷的时刻，看见最暖的东西，这是想象力的胜利。想象力可以在寒冷中创造温暖，可以在死亡中看见生命。文学反复地做着这件事。
浪漫主义时期，这种歌唱达到了一个高峰。雪莱写下了那句被无数人引用的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的力量让它在一个没有春天的冬天里，说出了一种信念。对冬天必将结束这件事的坚信。信念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它不需要证据，雪莱的冬天是寒冷漫长的，但也是可以被超越的。
这些文学中的冬天，与现实中的冬天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现实中，冬天意味着死亡，文学中，冬天意味着美。这看起来像一个矛盾，甚至像一种背叛。但事实并非如此。难道我们可以说文学对冬天的歌颂是对冬天现实的否认吗?一定是不可以的。文学是一种转化，一种在恐惧的土壤里开出的花。只属于在冬天里坚持活着的人。
冬天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吗?我认为是有的，可文学对冬天的歌颂根源并不在于此。冬天作为一种极限境遇，将人类逼到了存在的最边缘。人类被迫面对一些在日常的丰裕与舒适中被掩盖的问题，活着意味着什么呢?当一切外在的支撑都被寒冷剥夺之后，人还剩下什么?
冬天是一种剥除。剥除大地的出产，剥除身体的舒适，剥除社会生活的繁盛表象。在冬天里，世界变得赤裸，树只剩下枝干，田野只剩下泥土，人只剩下最本质的生存需求。这在哲学上是诚实的，不允许任何伪装。春天的繁华可以掩盖死亡的阴影，夏天的丰饶可以让人忘记匮乏的可能，秋天的收获可以制造永恒的幻觉。只有冬天把生命的脆弱性完完全全地摊开在寒风中。
而文学恰恰对这种赤裸有着特殊的敏感，文学追问表面之下的东西。冬天的剥除功能，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实验条件，当一切外在的装饰被冬天拿走之后，人是什么?文学对冬天的迷恋，根本上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追问。
当人类被迫放下所有不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当人类整日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如何面对必将到来的死亡?”的时候。文学回答了他们，这些回应才是文学对冬天歌颂的真正内容，人类在冬天的极限境遇中，并没有被压垮，而是在被剥夺到一无所有之后，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能从外在世界获得，它只能从人的内部产生。文学记录的就是这种“从内部产生”的过程。
于是，冬天在文学中获得了双重身份：它既是摧毁者，也是催生者。它摧毁了外在的支撑，却催生了内在的力量。它拿走了温暖，却让人类发现了自己创造温暖的能力。这种辩证关系是文学对冬天最深层的理解，也是它歌颂冬天的真正原因。文学歌颂的不是冬天本身，而是冬天所逼迫出来的、人类精神中的那种不可摧毁的东西。
在非冬天的季节里，时间是流动的、前进的、线性的。人们忙碌于春耕秋收，追逐着具体的目标，时间在行动中被消耗，也在行动中被遮蔽。但在冬天，行动的节奏被打断，生活进入一种近乎静止的状态。时间不再是向前流动的，而是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日复一日的寒冷，夜复一夜的漫长黑暗。在这种循环的、停滞的时间中，人对时间的感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间变成了一种必须承受的东西。
有了时间，人被迫从行动者变成观察者，从参与者变成反思者。春天会来，但春天还没有来。一切都处于未完成之中，未完成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命运尚未被决定。在冬天里，文学找到了一个让时间悬置的容器，在这个容器里，人可以被充分地观察、审视和塑造。大雪封路，河流结冰。人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里。在这个小空间里，人文关系被迫变得紧密，冲突也因此变得集中而激烈。冬天提供了一种天然的“三一律”式的叙事环境：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人之间的关系在压力下迅速发酵、爆发，冬天本身就制造了戏剧性。
所以究竟为什么人类生理上畏惧冬天，却在文学中歌颂冬天?
我想是因为文学做了一件事，它记录了人类在挣扎中表现出的坚韧、智慧与尊严。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歌颂，比起对冬天浪漫的，凄冷的风雪美景的歌颂，更重要的是对在冬天中活着的人类的歌颂，是对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依然能够创造意义的确认。冬天是生命的反面，但正因为有反面，正面才有意义。如同光与影，没有影子的光是不存在的。冬天让生命的底色变得清晰，而文学记录的就是这种清晰，记录人类在绝望面前依然选择歌唱的意志。
当雪花落下，覆盖一切时，雪中行走了无数的人。这些人会冷、会饿、会死，但他们也会堆雪人、写诗、唱歌。冬天不再是单纯的苦难，而成为人类精神自我认识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之上，冬日作为文学的背景，更是文学的试金石。它考验着人类是否能够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对意义的追寻，而文学的历史表明，人类通过了这一考验。
作者：霍潇楠(上海电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