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白的墙壁上，涂料才刷了一半，像一幅未完成的抽象画。电钻声刚刚停歇，空气里还飘着石膏粉尘的味道。我站在房外的过道上，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一串刺眼的数字——这个月的房贷又该交了。
五十五岁，人生过半。按理说是开始规划晚年生活的蓝图了，而我却像刚毕业的年轻人一样，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只不过这次，背上负着的不是梦想，而是一身债务。
年轻时，我是鄙视这种生活的。那时候，在城里租一个小房也能满街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作为媒体人，我报道过城市角落最真实的故事，为弱者发声，揭露不公。那时的赞助费来得容易些，经济正在上升期，企业愿意支持有社会价值的独立报道。
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大概是看到同龄人一个个搬进新房的时候。是听到老家的人说“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连个房子都没有”的时候。是在连续的搬家后，突然渴望一个不用随时准备打包的固定书架的时候。
于是两年前，在房价稍微松动的那几个月，我签下了那份购房合同。首付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积蓄，包括为晚年准备的那一点微薄保障。剩下的，便是这座城市的银行给予我未来十五年的承诺——或者说，是判决。
签合同时，我的手没有抖。我以为自己掌控着人生，却不知道那支笔有多沉重。
装修师傅打断了我的思绪：“彭老板，客厅瓷砖选哪种?您来看看。”我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脚步有些蹒跚——前天的连续奔波让膝盖的老毛病又犯了。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之前联系的某企业宣传部负责人：“彭老师，非常欣赏您的报道方案，但今年预算紧张，恐怕暂时无法合作。”这已经是这个月收到的第五个婉拒。
经济下行时，第一个被砍掉的往往是宣传预算。而对于我这种没有固定单位、没有稳定月薪的网络媒体人，每一次婉拒都意味着下个月的房贷又多了一份不确定性。
我蹲下来，用手指摩挲着瓷砖样品，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忽然想起十年前采访过的一位老工人，他在即将拆迁的老房子里对我说：“我这辈子就供了这套房，还完房贷的那天，我哭了，不是高兴，是发现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这四面墙。”
当时的我不理解，现在却感同身受。
这套房子确实给了我某种安全感，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物理空间。但代价是我失去了另一种安全感——财务的、职业的、晚年生活的安全感。我成了这座城市的真正“负翁”，不是富有，是负债。
窗外的夕阳斜斜地照进毛坯房，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年轻时采访过的一位鸟类学家的话：“鸽子在笼子里也会筑巢，但那巢再精美，终究是囚笼的一部分。”
我的房子，是我的巢，还是我的笼?
装修师傅们收拾工具准备下班，留下我一个人在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手机屏幕又亮起——房贷自动扣款的提醒。
我站起身，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哒”声。五十五岁的身体已经开始抗议这种高压生活，但五十五岁的责任却不允许我停下。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我们年轻时相信精神高于物质，到中年却发现物质基础摇摇欲坠;我们曾经嘲笑父辈的保守与安稳，到头来却比他们更渴望一份确定的栖身之所。
夜色渐浓，我打开手机电筒，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正在成形的“家”。 走出门时，一只鸽子从楼顶飞过，消失在城市的霓虹中。我想起那句未问出口的问题：如果有机会重来，我还会选择买房吗?
没有答案。只有每月雷打不动的还款日，像钟摆一样规律地提醒我：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牢笼。
而我，只能继续飞翔在这片既给我希望又使我疲惫的天空下，像那只永远在寻找归途的鸽子，背负着自己的选择，飞向未知的明天。
作者 石高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