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手机忽然震动，一条微信跃入眼帘：“彭老师，喀什的红枣熟了，您看——”，图片里那一粒粒又大又圆的红枣格外诱人胃口，图片背景里广州新城的楼宇轮廓分明。我的心猛地一跳，十七年的光阴，就在这帧照片里无声地流淌了回来。
十七年前，我怀着对文字的热爱，踏上西行的路。机翼下的帕米尔高原，苍茫、坚硬，像一块巨大的史书岩页。那时的喀什，于我，是一个写在文件上的名词，一个地理课本里的坐标，遥远得仿佛在时光的另一端。
我的工作，在位于喀什市色满路的“广州新城”招商部的办公室里。窗外，是望不到头的戈壁滩，风吹过，发出呜呜的哨音，像是亘古的叹息。而我们的案头，摊开的是一栋栋拔立而起的房子效果图，勾勒出一座正在诞生的城市。
我负责的《援疆简报》，白纸黑字，记录的便是这援疆者的每一个脚印：第一根桩基如何打入沉睡的土壤，第一栋厂房如何在风沙中立起骨架，第一批远道而来的客商，又如何用手势和计算器，与当地的伙伴艰难而热烈地交流。文字是冷静的，可笔尖下的热血，只有握笔的人知道。
生活却并非总是宏大的叙事。更多时候，它是巷口那位总是多给我舀一勺酸奶的买买提大叔;是深夜加班后，与同事就着一盘烤肉、几串烤包子，争论某个版面设计时的面红耳赤;是周末逛进老城，迷失在迷宫般的土黄色巷弄，一抬头，看见艾提尕尔清真寺的新月划破湛蓝天空时的瞬间静谧。
我记得那个黄昏，在人民广场，再次瞻仰毛主席与库尔班大叔握手的雕像。夕阳给铜像镀上温暖的金边，一个维族小男孩跑过来，仰头问我：“叔叔，他们是谁?”我蹲下身，用生硬的维语混合着手势告诉他：“他们是朋友，是‘阿达西’。”他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跑开时，红色的艾德莱斯绸裙裾像一团火苗。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触摸到了这片土地最深沉的脉搏——那不是标语，是孩子眼里清澈的信任，是街头巷尾无需翻译的点头与微笑。
在喀什工作的日子里，最初我是难已适应的。因为喀什与我们内地是有时间差异，相差两小时。喀什的下午7点还是阳光明媚，但在我们内地却早已华灯初上。每当我傍晚10点打电话给母亲，母亲便说我这个点打电话干嘛，我说我刚吃完晚饭呢。母亲“啊”的一声全是惊讶，老人始终不相信同在一个国家，竟有如此之别，只是当年还没微信，不然一个视频就会让母亲信服。
走在喀什“广州新城”的建筑工地上，看到栋栋高楼如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和全国这么多省市对口支援喀什，我在那篇《走近喀什》的文章末尾写道：“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喀什将是西部一颗璀璨明珠。”写下时，胸中有豪情，但眼底深处，或许也藏着一丝书生气的疑虑。蓝图真能战胜风沙吗?
而今，喀什维族朋友发来的照片，还有我后来在新闻里看到的喀什——高楼林立，大道通衢，那个我曾用脚步丈量、用笔墨描绘的“广州新城”，早已不是沙盘上的模型，而是活生生的、吞吐着人流与物流的现代城区。我的疑虑，被时光给出了坚定而辉煌的答案。当年我们字斟句酌写下的“产业援疆”、“智力援疆”，如今已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那代援疆人，像一群虔诚的播种者，在戈壁滩上洒下的，不仅是汗水，更像是一把把固执的、带着体温的种子。
我关上灯，却没有睡意。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喀什的夜空下，站在温州大厦的顶层，看街灯如河，蜿蜒向无尽的远方。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工地上彻夜的夯声，那一声声，沉稳、有力，像是在叩问大地，又像是在应答苍穹。
喀什于我，早已不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坐标，也不是散文里一段苍茫的抒情。它是我生命中被西北的太阳深深晒过的一段年岁，是血液里混进了沙枣花香气的一缕魂。在喀什的日子，像一枚深刻的印章，钤盖在我天命之年往后的所有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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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剑峰 网络媒体人 湖南娄底市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