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卫东
在湖南近代教育史上，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
他生在湘西苗寨，长在贫困农家，靠吃锅巴考中了秀才。后来去了长沙教书，一教就是十几年，教出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学生。晚年却回到山里，在岳父家旁边搭了几间屋子，安安静静著书立说，死后葬回祖籍湖南省隆回县罗洪镇。
这个人叫袁吉六，毛泽东叫他“袁大胡子”。
他这一辈子，从湘西到湘中，从乡下到省城，又从省城回到山里，走过的地方不少，但始终没离开过湖南。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近代湖湘知识分子的迁徙史。
一、葫芦寨的“苗乡之子”
清同治七年(1868年)，袁吉六出生于湘西保靖县葫芦寨袁家坪。他的七世祖袁文宗于清初携皮革手艺从新化(今隆回县罗洪镇)迁此谋生，至袁吉六已是第七代。这个扎根苗乡百餘年的汉人家庭，到袁吉六出生时已家道中落。三岁丧母，父亲袁家绩虽为秀才，却只能以卖豆腐维持生计。他常偕其妹瑞芝寄宿他人檐下，备受冻馁之苦。
正是在这片苗汉杂居的土地上，袁吉六接受了最初的启蒙。七岁启蒙于本寨罗方城开办的私塾学堂。十二岁时，苗族举人石明山、秀才石文岚怜其家贫而好学，免费收他为徒。十五岁时推荐送至古丈县许光治开办的学堂就读。
这段经历让他与苗乡百姓结下深厚情谊，也奠定了他一生“不以贫富论人”的底色。光绪九年，十六岁的他赴永顺府赶考，因囊中羞涩，只能以锅巴充饥，竟被监考官疑为夹带，此事传开后，“锅巴秀才”的绰号很快传遍葫芦乡里。时至今日，葫芦寨一带仍以“锅巴秀才”的典故，勉励子女刻苦学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十九岁的袁吉六中丁酉科举人。因其试卷优秀，字迹清新，皇上特钦赐旗匾一块。后因患病，未能上京参加会试。
中举后，他奉父命回祖籍新化完婚，娶戴常贞为妻，婚后仍返葫芦寨设馆教书。此时的他，已在苗乡执教十余年，培养出无数寒门子弟。
二、长沙城的“袁大胡子”
民国元年(1912年)，四十四岁的袁吉六因家族纠纷，携家眷迁回祖籍新化县孟公乡白莲村。次年春，应同乡陈润霖校长之邀，他受聘为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这一年，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该校，编入袁吉六所教的预科一班。
1914年，四师并入一师，袁吉六继续担任毛泽东所在本科一部八班的国文教员，直至1918年毛泽东毕业，前后长达五年半之久。在一师教员中，他年龄最长，又留着浓密胡须，学生们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
身在长沙，袁吉六却始终未忘葫芦寨。据记载，他与好友、学生通信时，常署名“袁吉芦”或“袁籍芦”，寓意“原籍葫芦”。这种署名方式，透露出他对那片生活了四十餘年的土地的深深眷恋。
三、“山斋”里的最后岁月
1929年，六十一岁的袁吉六从教职退休。令人寻味的是，他没有选择回祖籍袁家凼定居，而是来到新化县戴家凼——岳父戴前龙的家宅所在地，筑“山斋”而居。这一选择，在当时颇悖世情常理。
戴家是当地显赫之家，戴前龙曾总理湖广官粮，六个儿子中有的与蔡锷、杨伯笙等军政人物往来密切。相比之下，袁吉六在祖籍地居住不足一年便外出从教，与族人关系难免疏离。选择在岳家筑斋终老，既有现实生活的便利考量，或许也暗含着对早年生活的一种回归。
在“山斋”的三年里，袁吉六全力著书立说，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等著作。他治学极为投入，有次如厕久久不出，家人担心，他却说：“我正在琢磨一个字的源流，别打我的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袁吉六病逝于戴家凼，享年六十四岁，归葬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祖籍地。
四、何处是故乡？
袁吉六的一生，是近代湖湘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迁徙漂泊的缩影。生于湘西，长于苗寨，学于古丈，教于长沙，终老新化，归葬隆回——他的足迹跨越了湘西、湘中、省城多个地理单元，身上交织着“苗乡之子”“新化后裔”“省城名师”多重身份。
他在《桃源舟次》诗中写道：“途穷归棹早，翻幸我无成。”这“无成”的自嘲背后，是对入仕求官的自觉疏离。他以教书为业，以育人为乐，一生不置田产，所得尽用于购书。葫芦寨流传的“大富人家钱万贯，袁仲谦家书万卷”，正是他精神世界的写照。
1952年，毛泽东亲笔题写“袁吉六先生之墓”。这块墓碑，最终为这位漂泊一生的“大先生”找到了精神的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