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戎装，归守桑梓。退役军人是乡村全面振兴宝贵的人力资源。杨锦坤率领研究团队调研发现，不少退役军人把军营淬炼出的纪律意识、执行能力带到乡土，投身产业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参与基层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应当清醒看到，从军人向市场创业者完成身份转换，存在现实门槛;返乡创业不是退役军人实现就业、社会融合的唯一路径。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既要挖掘退役军人创业潜力，也必须正视创业固有的市场风险，理性看待各类赋能方案的适用边界。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创业担保贷款、税收优惠、创业孵化等扶持工具不断完善。数百万退役军人创办的市场主体扎根县域乡镇，一大批退役军人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部分优秀退役军人进入村“两委”，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同时客观现实不容忽视：创业本身属于高风险经济活动，全社会初创项目存活率整体偏低，退役军人并不具备市场竞争中的天然优势。资金缺口、项目研判能力不足、经营管理经验匮乏、乡土社会资源储备有限，仍是返乡创业群体集中反映的现实难题。部分项目受市场波动、资源禀赋约束，经营承压甚至陷入亏损，个别创业者还要承担贷款负债、职业断层等连锁后果。
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它可以成为身份重塑、社会融入的载体，但不能把创业等同于身份重塑的必由之路。杨锦坤团队发现过往扶持政策较多聚焦资金、场地等硬件要素供给，对角色转换的心理调适、经营能力培育等人本层面有所兼顾，但容易陷入一种理想化假设：只要补齐培训、导师、政策供给，就能批量造就成功的创业者。军营锻造的优良品质，不能直接等价于市场经营能力;部分公开宣传的成功案例，依托当地独特气候、土地、销路等地域禀赋，存在幸存者偏差，经验难以简单复制。如果忽略个体差异，对不同年龄、学历、家庭条件、风险承受能力的退役军人采用同质化创业引导，有可能推动并不适合创业的群体入局，带来个人资金损耗、背负债务、职业机会流失等不可逆代价。公共财政资源有限，向创业领域倾斜帮扶投入，客观上也会挤压就业兜底、困难群体保障等其他帮扶领域的资源空间。
立足现实约束，个体成长、创业经营、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人本赋能机制，具备理论参考价值。开展赋能的前提是做好分层甄别，建立分流通道：对风险承受能力弱、缺少产业基础的退役军人，优先推送就业岗位、基层公益性岗位;赋能资源重点向有项目基础、风险承受能力充足的创业意向对象倾斜。在个体成长层面，创业培训、心理调适要摒弃“速成创业”的预期，重在补齐市场经济认知短板，强化风险警示教育，把失败案例纳入教学内容;在创业经营层面，落实融资、孵化、导师帮带等服务，严格做好贷款风险测评，设置负债上限，完善风险缓释机制，防范个人过度负债;在社会生态层面，推动多部门政策协同，宣传典型要去光环化，客观讲清创业得失，搭建互助社群，营造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三年分阶段建设计划同样需要设置刚性准入门槛，坚持“资源不到位不启动”。第一年夯基固本，重在摸底建档、能力评估、政策宣讲、培育带头人，但不得下达创业人数指标;第二年提质增效，聚焦已筛选项目的孵化与资源对接，重点考核项目存活率、债务风险发生率;第三年融合深化，搭建服务平台，开展成效评估，提炼可复制经验。整个过程要警惕考核异化风险，严禁把返乡创业数量作为地方政绩标尺，把风险防控、群体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价导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引导退役军人服务乡村，创业只是多元路径之一。既要看到退役军人返乡创业的积极价值，也要敬畏市场规律、尊重个体差异。只有摒弃“创业万能”的理想化期待，守住风险底线，完善甄别分流、风险隔离机制，让适合创业的得到精准赋能，不适合创业的得到稳妥就业兜底，才能真正让退役军人力量稳妥有序地汇入乡村振兴大潮。(供稿人：杨锦坤、阮亦欣、马俊、杜晓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