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莉莉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从实际上看，一些学校向家长发送电子作业要求打印完成，这一新型布置作业的方式违背了“双减”政策初衷。
深夜的打印店灯火通明，班级微信群中有关作业的文件接连刷屏，故而家长们或在打印店与家中之间来回奔走，或对着故障的家用打印机一筹莫展，此种场景在无数家庭中反复重演。一份四年级学生用两页A4纸完成的习题，附以“今晚打印、明早提交”的紧急要求，既让孩子承担了超龄的课业负担，也把焦虑感直接、极充分地传递给了全家。因此其现实与“双减”政策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让教育回归校园主阵地的初衷形成十分鲜明、刺目的反差。
“双减”的基本要义十分明确：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为突破口，倒逼学校提高课堂效率、优化作业设计，由此让教育真正摆脱“内卷”桎梏。政策的本意是让孩子从题海战术中解放出来，也让家长从无休无止的陪读代劳中解脱出来。但毋庸讳言，“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学生减负、家长代负”的怪象持续发酵，“打印作业”之风甚盛，二者都是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变形缩水”的十分典型的折射。
此种执行变形实质上就是教育责任的错位、形式主义的蔓延，故而网友的吐槽十分自然、有力：“打印机成了家庭必备品”“老师怕检查，就把纸质作业变成家长打印的‘隐形作业’”。毋庸讳言，目前不少学校对“双减”政策的理解有明显偏差，既没有真正弄清政策意图，又没有相应的能力将政策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因此学校为应付上级检查，以“自主练习”为名“曲线留作业”，既规避了“超量布置”的监管风险，又延续了“题海战术”的传统惯性，把本应由学校承担的教学辅助责任转嫁给家长，也由此让“减负”的良意在执行中大打折扣。
“打印作业”的流行实质上是政策执行、教学管理、资源配置诸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第一，教学配套资源长期缺位，学校所用的练习册陈旧僵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个性化教学，故教师要自行设计补充练习，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很多学校没有统一、规范的打印、分发机制，因此相关练习自然而然地落到家长头上，教学管理的粗放低效一目了然。第二，监管督导的“最后一公里”没有真正打通，目前督导检查多依赖查阅文件、听取汇报，很少直接到课堂、走近师生乃至家长，了解真实情况。因此“不增负”的要求停留在纸面，“打印作业”的潜规则在家长群中蔓延，政策的威慑力自然消解，也遂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循环。
破解“打印作业”困局，根本上要让“双减”从口号真正落实为教育行动，让教育责任切实回归各主体。因此首先要厘清学校、教师的责任边界，明确作业设计及发放属于教学工作的有机部分，故而学校理应承担资源保障、过程管理的直接责任，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凡有必要的补充练习，都应由学校统一印制、规范发放，绝不可以任何名义转嫁家长负担。
其次，要以课堂提质、作业创新为突破口，从根源上减少“额外练习”的依赖，因此学校宜主动开展教研活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让学生在校内黄金时间切实掌握所学内容，又自然地摒弃“一刀切”的题海训练，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的作业，系统建设高质量共享作业库，做到“减负不减质”。
最后，要变“纸上督导”为“实地调研”，切实把政策执行的“防火墙”筑牢、建实，因此督导人员首先要走出办公室，听取学生、家长真实诉求，把“是否增加家长负担”明确、自然地作为“双减”成效的重要指标，对变相转嫁责任、规避政策要求的行为及时纠偏、严加追责，让“减负”的刚性约束真正落地。
由于教育的初心是育人而不是负重，“双减”的使命是松绑而不是变形，因此要让“双减”政策落到实处，就要让学校恪守主责、监管精准发力、家校各就其位，让作业回归校园，让负担不再外溢，由此真正守护教育的温度，也给学生创造健康、轻松的成长环境，让“双减”的善意切实惠及每个家庭。(作者：唐刘敏 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卫生健康局)
